□孙文歌 余敏辉
汴河，这条隋朝大业年间开凿的人工运河，西通河洛，南达江淮，千里烟波，横贯中原。一千三百余年间，无数诗人行经此水，或感怀兴亡，或嗟叹民生，或咏物寄情，留下了数量可观的诗词作品。这些诗词不仅是文学创作，更是一部形象的历史评价文献。其中，对运河开凿者隋炀帝杨广的评说，成为贯穿始终的主题。从唐人“尽道隋亡为此河”（皮日休《汴河怀古》）的直白议论，到宋人“谁知昼夜滔滔意，不是沉舟即载舟”（宋祁《汴堤闲望》）的辩证思考，再到明清时期“只今惟有隋堤柳”（李心锐《秋日甬上怀古》）的历史远眺，对隋炀帝的评价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历史演进。透过历代汴河诗词的层层累积，可以清晰地观察到不同时代诗人对同一历史人物的认知变迁，以及这种变迁背后所蕴含的历史观念演进。
唐人视角 奢靡之君与“生人为害”
唐代是汴河诗词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。唐代诗人行经汴水，面对隋堤烟柳，很自然地会追想开河往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距离隋亡最近的唐代诗人，其评价呈现出复杂的多面性。
展开剩余85%一方面，唐人多直指隋炀帝开河为奢靡亡国之举。诗人李益《汴河曲》开篇即言：“汴水东流无限春，隋家宫阙已成尘”，将汴河的永恒春色与隋朝的转瞬成灰形成强烈对比。诗人许浑《汴河亭》更是以“四海义师归有道，迷楼还似景阳楼”作结，将隋炀帝的迷楼与陈后主陈叔宝的景阳楼并置，暗示二者同为亡国之君。诗人胡曾《汴河》诗最为直白：“千里长河一旦开，亡隋波浪九天来。锦帆未落干戈起，惆怅龙舟更不回。”在这类诗作中，隋炀帝被塑造成因个人享乐而耗尽民力的典型。
另一方面，唐人已经开始注意到汴河的客观功用。诗人皮日休《汴河怀古二首》其二代表了这种辩证思考的萌芽：“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。”皮日休明确提出，若无南巡游乐之事，隋炀帝开河的功绩可与大禹治水相提并论。这一观点极具突破性——它将“开河”这一行为本身与“开河的目的”相剥离，看到了工程本身的长期价值。诗人李敬方《汴河直进船》则从民生角度表达了两面性：“汴水通淮利最多，生人为害亦相和。东南四十三州地，取尽脂膏是此河。”诗中“利最多”与“取尽脂膏”并举，揭示了同一事件对后世与当代的不同影响。
诗人白居易《隋堤柳》的处理更为含蓄：“隋堤柳，岁久年深尽衰朽……后王何以鉴前王？请看隋堤亡国树！”以柳喻人，以柳鉴史，强调的是历史教训而非单纯谴责。这种态度反映了唐代诗人对历史复杂性的初步认知——他们既看到了隋炀帝的过失，也开始意识到历史评价需要时间距离。
宋人视野 历史功罪的辩证思考
两宋时期，随着汴河漕运达到鼎盛，诗人对隋炀帝的评价进一步深化。宋人既因汴河的现实利益而更加珍视这条运河，也因朝代更迭的历史经验而能够更加客观地审视隋朝兴亡。
诗人梅尧臣《汴渠》诗代表了宋人对汴河功用的理性认知：“我实山野人，不识经济宜。闻歌汴渠劳，谩缀汴渠诗。汴水源本清，随分黄河枝……今来虽太平，尽罢未是时。愿循祖宗规，忽益群息之。”梅尧臣虽自谦不懂经济，却明确认识到汴河在国家漕运中的不可替代作用，强调“愿循祖宗规”，延续利用这一水利遗产。这种务实态度背后，是对隋炀帝功过的超越性思考——不再纠缠于个人品行，而是着眼于工程的实际效益。
诗人黄庶《汴河》诗则从国运角度展开论述：“万艘北来食京师，汴水遂作东南吭。甲兵百万以为命，千里天下之腑肠。”将汴河定位为国家命脉，其价值远超一时一代。诗人郑獬《汴河曲》更以问句质疑单纯谴责隋炀帝的论调：“朝漕百舟金，暮漕百舟粟。一岁漕几舟，京师犹不足……此河百余年，此舟日往复。自从有河来，宜积万千屋。”通过呈现汴河百年来的实际效益，引导读者思考历史评价的复杂性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宋人诗词中出现了更多将汴河与民生直接关联的表达。诗人范成大《汴河》诗序称“汴自泗州以北皆涸，草木生之”，而诗中“指顾枯河五十年，龙舟早晚定疏川”的期盼，实际上是对汴河功能的肯定，间接承认了隋代开河的长远价值。这种从现实利益出发的历史认知，使宋人能够超越简单的是非判断，进入更加理性的历史思考。
元明视界 历史远眺中的复杂情感
元明时期，汴河逐渐淤废，诗人面对的不再是千帆竞发的漕运通道，而是残堤衰柳的历史遗迹。这种物理形态的变化，深刻地影响了诗人的历史认知。
元人陈复《宿州作》其三诗云：“城贯长堤柳满鸦，防秋带月听鸣笳。埇桥无复波通漕，灵壁徒闻石卧沙。”诗中“柳满鸦”三字，以柳色依旧与寒鸦满枝的意象叠加，道尽了运河废弃后的荒凉。在这种历史远眺中，隋炀帝的形象更加复杂化——既非唐人笔下单纯的奢靡之君，也非宋人理性审视的对象，而成为历史沧桑的象征符号。
这种借运河兴废以咏史的传统，在明代文人陆深的《行经隋堤有感》中得到了延续：“端委犹堪致太平，龙舟锦缆竟何成。空余细水缘堤曲，别有垂杨带晚晴……行人谁管兴亡事，但说扬州接汴京。”尾联“行人谁管兴亡事，但说扬州接汴京”，道出了民间对隋炀帝评价的微妙变化——不再强调其个人动机，而承认运河的实际功用。这种民间视角的介入，使隋炀帝评价更加多元。
明代中期以后，随着汴河彻底断流，诗人对隋炀帝的评说更加趋于历史化。诗人谢肇淛《隋宫怨》云：“日暮杨花飞似雪，东风吹入故宫来。”以杨花飘零喻繁华消歇，只见暮色中杨花如雪，纷纷扬扬吹入荒凉的隋代故宫，含蓄中透着历史的无奈。诗人王廷相《芜城歌》有句：“莫向隋宫问六朝，璚姬玉蕊已烟消。只今惟有湖边柳，犹对春风学舞腰。”诗歌以柳为媒介，表达的是对历史兴亡的感慨而非道德谴责。这种“物是人非”的书写模式，实际上将隋炀帝置于更为宏阔的历史时空之中，评价的尺度也随之改变。
清代视点 历史反思与文人寄托
清代诗人面对已经彻底断流的汴河故道，其创作更多了一种历史反思的意味。清初诗人李胤岩《隋堤》云：“长堤一望尽荒沙，锦缆当年引翠华。只为江都入梦好，千秋依旧落杨花。”诗句看似延续唐人模式，但“千秋依旧落杨花”的意象已经被赋予更多历史循环的意味。
诗人王士禛《宿州东门道曰汴堤，古隋堤也，作隋堤曲》：“殿脚三千事已非，隋堤风物尚依稀。玉蛾金茧飘零尽，谁见杨花日暮飞。”诗中“事已非”与“尚依稀”的对照，凸显了历史记忆的模糊性与选择性。诗人侯方域《隋堤》：“隋家天子绿杨堤，万古春风野鸟啼。几处吹箫云漠漠，经时拾翠草凄凄。”通过将“隋家天子”与“万古春风”并置，将个人置于永恒的自然面前，功过似乎都变得不那么重要。
晚清时期，随着西方思想的传入，一些诗人开始从更广阔的历史视角审视隋炀帝。诗人樊增祥《唐代隋堤柳》组诗中写道：“兴亡如梦夕阳斜，何独芜城是帝家。末代可怜端正树，在前更有后庭花。”樊增祥将隋炀帝置于“末代”的普遍规律中，其个人过错被理解为某种历史周期的一部分。这种认知方式，与近代历史观念的转变密切相关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清代诗人在评价隋炀帝时，往往寄寓着对当代政治的感慨。诗人蒋湘南《汴河柳枝词》有句：“莫唱香山亡国树，只今人说惠民河。”蒋湘南表面上是说民间已忘记历史教训，实则暗含对清廷河工政策的批评。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法，使隋炀帝评价成为当代政治表达的载体。
历史评价演进的内在逻辑
纵观历代汴河诗词对隋炀帝评价的变迁，可以观察到若干内在规律：
其一，时间距离与历史认知的辩证关系。唐人离隋最近，却已经开始辩证看待隋炀帝功过；宋人利用汴河最深，反而更多理性分析；元明以后运河废弃，评价反而更加宽容。这说明历史评价并非简单的时间函数，而是与评价者所处的时代语境密切相关。
其二，现实利益对历史认知的影响。宋人因汴河漕运之利而珍视这条运河，自然会重新审视开河者的历史地位；明清时期运河改道，汴河不再是现实利益所在，诗人反而能够更加纯粹地抒发历史感慨。现实关怀与历史认知之间的互动，构成了评价演变的重要动力。
其三，文学传统与个体表达的张力。历代诗人面对汴河，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前代作品的影响。李益开创的“汴水东流”意象被反复使用，皮日休的辩证思路在后世不断回响。但每个时代的诗人又会在传统中注入新的理解，使隋炀帝的形象不断丰富和复杂化。
其四，历史观念演变对具体评价的制约。从唐人的“以史为鉴”，到宋人的“理性分析”，再到明清的“沧桑感慨”，背后是中国古代历史观念从道德评判向历史理解的缓慢演进。这种演进不是线性的，而是在反复中逐渐深化。
综上，汴河诗词对隋炀帝评价的历史演进，是中国古代历史意识发展的一面镜子。从唐代的道德谴责与初步辩证，到宋代的理性分析与现实关怀，再到元明的历史远眺与情感投射，最后到清代的深刻反思与多重寄托，隋炀帝形象经历了从“罪人”到“复杂历史人物”的转变。这一转变过程表明，历史评价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随着时代变迁不断被重新书写。历代诗人通过汴河这一具体空间，与千年前的隋炀帝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，在对话中不断调整着评价的天平。这种动态的历史认知过程本身，比任何固定的结论都更加耐人寻味。汴水长流，诗篇不绝，对隋炀帝的评说也将随着历史的延伸而继续演进。
（来源：商丘日报 作者简介：孙文歌，文学博士，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。余敏辉，历史学博士十大炒股配资平台，安徽省大运河文化研究会会长，淮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、教授。）
发布于：河南省优配网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：在线配资炒股论坛 [Sar1]-Angiotensin II；51833-69-3_搜狐网
- 下一篇：没有了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
推荐资讯
